德斯坦传奇分集剧情(德斯坦传奇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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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萨特和加缪的荒诞理论介绍

萨特与加缪是二十世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双子星座,也被誉为二十世纪欧洲现代派文学的重要标志性人物。萨特与加缪都有着极为传奇的人生阅历,他们都富有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同样在哲学、文学等领域做出了重大成就,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或许正因为此,萨特与加缪最终的交恶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提及和探讨。实际上,萨特与加缪无论在人生阅历、创作风格、哲学思想各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以致最终导致友谊成为仇敌。我们今天再来探寻这种差别,并无意于做道德的褒贬,只是想借以引起些须有意义的思考。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可谓门庭显赫之家。萨特两岁丧父,自幼随母亲在外祖父家生活。其外祖父是位著名学者,且家中藏书甚丰。萨特从来不必担心物质生活,自小便养成了专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幼年的家庭读书生活,与后来成为哲学家的萨特缜密严格的哲学思维基础有着密切关联。1924年,十九岁的萨特顺利进入法国最高学府巴黎高师求学,遂于1929年在全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第一名,并和第二名的波伏瓦结为终身伴侣。在此提及波伏瓦,笔者认为,被萨特称之为“海狸”的波伏瓦对哲学家矢志不渝的支持和理解,与萨特所取得的成就有不可忽略的关联。此后,萨特相继发表了大量哲学及文学著作,包括《想象》(1936)、《恶心》1938、《墙》(1939)等等。这些作品逐渐形成并具体阐释了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同样鉴于萨特早期成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萨特一方面具有敏锐的哲学眼光,另一方面投入社会活动的时期却较晚(尽管如此,二战后被迫走出书斋的萨特依然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人格风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较之于萨特,加缪的出生与成长则是极为悲剧性的。加缪的父亲是流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难民,其父也是在加缪少年时因战争而丧生,加缪的童年及少年几乎是在贫民窟中度过的。加缪被确定为战争孤儿,并在政府的接济下完成学业。可幸的是,加缪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好学,还很富有奋斗精神,中学时起就开始打工赚钱以解决生活的困难。另外,悲剧的出生,磨难的少年阅历,促使早熟的加缪较早的关心并投入社会政治活动,关心并扶助贫苦大众。这些对加缪的后期创作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加缪最为重要的作品包括:哲学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话》(1942)、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长篇小说《鼠疫》(1947)及论文集《反抗者》(1951),由此形成了具有“加缪特色”的哲学思想。后人将之以并列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加缪始终被称之为存在主义者,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坚定地否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并坚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创作者,不属于任何派别。实际上,我们客观的讲,萨特与加缪的创作,无论在文学风格上还是在哲学主张上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从总体阅读感受上来讲,萨特的文学作品饱含着其深邃的哲学思考与见解,一般都较为沉重忧抑,枯涩难读。加缪的文学作品则不愧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典范,文笔优美,语言流畅,感情丰富,作者敏感的思维和深厚的情感往往跃然纸上,汩汩而来,令人爱不释手,动情之处,更令人潸然泪下。以下,我们以两位作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为例,加以介绍。

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第一次用文学这种样式阐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就是虚无。主人公罗冈丹整天在城市里游逛,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在餐馆咖啡厅里白白消磨时间——面对这个虚无的世界和人生,罗冈丹感受到的只是“恶心”。但萨特最后借助于主人公对于“恶心感”的觉悟又深入了他的哲学见解:要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寻得解脱,那就只有通过“自为”的行动创造作为人的存在本质。

短篇小说《墙》和戏剧《恭顺的妓女》(1946)则进一步阐释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基本见解:人之于物的本质区别是“绝对的自由选择”。萨特在其1946年著名的哲学演讲录《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强调:“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依照萨特的见解,既然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选择也是绝对存在的,那么,人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然,他就不能称之为人。如《墙》中帕勃洛无意识的话居然出卖了自己的战友——由此,萨特意在指明,世界本身是荒诞的。但人须对自己在荒诞世界中的选择负全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再如《恭顺的妓女》中妓女丽瑟屈于威权压力和种族歧视出卖了清白的黑人,最终,丽瑟的代价就是沦为浪荡子弟弗莱特的掌中玩物。

作者: 休笑世人痴 2008-12-18 12: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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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萨特与加缪 转帖】

萨特的文学作品中最富声誉思想最为深刻也最易被人所误读的就是独幕剧《禁闭》(1945)(也被译作《独立审讯》)。剧情是在地狱中的三个鬼魂中展开。并且借主人公加尔森之口说出了“他人即地狱”。萨特本人也因此而备受责难,指责他的存在主义是无情的,残忍的,无人道的哲学主张。实际上这是对萨特的极端误读,与此相反,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是针对人的选择来讲的。简述之即是,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正确对待,不能坦诚相见,那么,他人就是另一人的地狱。针对民众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若干指责,萨特专门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存在主义是最不哗众取宠的哲学,是最朴实无华的哲学”。

我们可以这样说,萨特文学作品强调的是人生的“虚无”,那么加缪的文学作品关注的则是世界的“荒诞”。《西西弗斯的神话》以哲学随笔的方式,第一次阐明了加缪对于世界是荒诞的的认识,并借助西西弗斯承担的永无止境推动巨石这一惩罚的行为,最终声明: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以何种方式去存在的问题。而对人来讲,最高贵的不是仅仅存在,而是勇于承受在荒诞世界里的种种苦难和痛苦,永远满怀激情地追求光明和自由。西西弗斯就是荒诞世界里的一个荒诞英雄。

中篇小说《局外人》中以默尔索的冷漠、麻木来宣示了对抗荒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在这个荒诞世界中,默尔索是一个觉醒者,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以及人的存在本身的荒诞感,于是以一种“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局外人”的态度来反抗荒诞。因此,默尔索身上具有比西西弗斯更为坚定的积极意义。

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可以说,是加缪哲学思想的最终结晶。加缪热情赞颂了在荒诞世界中(在小说中表现所的是鼠疫来袭)人与人的友爱、互助、关心和忠诚。这部小说写得感情肺腑,情节生动,展现了加缪自身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苦难的敏感及对弱者的博爱。

哲学思想的差异最终导致了萨特与加缪的分道扬镳,这算是人类情感史的憾事,但从另外一方面讲,这种并不因个人私怨引起的交恶,又算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佳话。从本文的以上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位思想家的诸多差异,但最深层面还是在哲学思想上。

首先,如上所述,萨特与加缪都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不同的是,萨特同时认为,人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时无能为力的,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作为自由存在着的存在方式而已。而对加缪来讲,世界的确实荒诞的,但人之为人在于“反抗”。正是他的论文集《反抗者》直接导致了与萨特的公开绝交。加缪认为,人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宣扬“纯粹的反抗”。加缪极力反对所谓“历史的反抗”,即反对使用暴力,而崇尚精神与道德的抗争。因此,加缪虽然赞扬马克思主义,却对诸如俄国革命给与了极力抨击。众所周知,萨特对于在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给予高度赞扬的。这就是他们的重大分歧之一。

另外,萨特与加缪的另一分歧在于:萨特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人性存在。萨特认为,既然“存在先于本质”,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普遍的人性”。人也决不可以依赖别人,因为没有所谓永恒的爱,而只有正在创造的爱。萨特始终强调个人的自由行动和绝对承担责任。而我们从加缪的《鼠疫》中即可看到,加缪对于人性之美的赞颂是发自内心的。他认为在荒诞世界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只有全人类联合起来,才可以取得反抗荒诞世界的胜利。

1960年加缪不幸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萨特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其中说:“我与他曾将失和,反目。但即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加缪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界的历史。”

伟人之交恶与缅怀,都令人敬畏。

而在1980年萨特葬礼的数万随行者中,有一个人这么称赞萨特:萨特的逝世,是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这个人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

令人意外的是,萨特一生选择的都是拒绝与任何政府合作,他极力反对资本主义,上街参加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游行,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法国政府对于一个伟大而叛逆的思想者的宽容态度也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思考的。

逝者不朽。因其卓越。

戴高乐主义

1969年4月戴高乐退隐回乡并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后,许多人都以为戴高乐主义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但几十年过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戴高乐之后,从1969年至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又经历了四位总统:蓬皮杜(戴高乐派,1969~1974),德斯坦(独立共和党人,准戴高乐派,1974~1981),密特朗(社会党人,反戴高乐派,1981~1995),希拉克(戴高乐派,1995~)。可以说,不管他们派别如何,风格如何,他们在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世界体系学家沃勒斯坦认为,“战后各届法国政府都在不懈地推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戴高乐、戴高乐派人士、还是其他任何人主政”。在这些执政者中,尤以反对派的密特朗和铁杆派的希拉克最具特色。

作为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的首位继承人,蓬皮杜执政的时间相对短了一些。在继承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风格,但并没有体现出他的完整风格。他执行的实际是“紧缩的戴高乐主义”。所谓“紧缩的”,意思是蓬皮杜时期的戴高乐主义,尽管在最后对美关系上因“欧洲年”和“新大西洋宪章”有些紧张,但总体上不像戴高乐时期那样富有挑战性和进攻性,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已明显突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收缩了可能同美国摊牌较量的战线。比如终于同意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在北约范围内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可能避免在政治领域同美国的公开冲突等等。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时期。法国希望在东西方缓和中实现欧洲缓和,自然需要松快的法美关系。二是因为法国“五月风暴”和戴高乐被迫二次下野,足以证明法国内政问题已重于外交问题,优先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法美关系。

至于德斯坦,之所以称之为“准戴高乐派”,是因为他所领导的独立共和党只是与戴派结盟的一个小党。他当选总统,是在蓬皮杜因病突然去世,法国各政治派别准备不足,戴高乐派内哄的情况下被推选上台的,有一定偶然性,再加上德斯坦虽然是个理财能手,但在国防外交上并未显出过他特有的才华和个性,所以他的执政纲领,只能是在蓬皮杜之后,继续按戴高乐主义规定的路线走下去。尽管德斯坦提出过“世界主义”,但“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正在寻求适应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戴高乐主义,其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德斯坦是把法兰西民族放在“世界主义”的帽子之下去推行戴高乐主义。在“世界主义”的主张之下,德斯坦推行的戴高乐主义创导出了南北对话、欧阿非对话、后来的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以及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议会等等有价值的东西。

二战结束后,密特朗就一直是戴高乐的政敌。1981年竞选总统时他曾宣称,将以法国式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事实也是如此。担任了14年总统的密特朗,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轨道。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为法国制定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这与戴高乐没有多大区别。两者的区别在于,密特朗试图以法国式社会主义中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来代替戴高乐主义中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在东西方关系中,戴高乐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周旋于美苏之间。密特朗与美苏两国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从法国式社会主义出发,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对法国都构成威胁;在欧洲,密特朗像戴高乐那样倚重“法德轴心”推进欧洲联合,不同的是,密特朗强调的是联邦主义,戴高乐强调的是邦联主义;在第三世界,密特朗像戴高乐一样要充当“代言人”,不过,戴高乐主义打的是“民族独立”这面旗帜,密特朗喊的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与“人权”。

在位十四年,密特朗按照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戴高乐主义,结果乏善可陈。首先,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维护和追求民族利益的目的和手段是赤裸裸的,任何有损于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事,戴高乐都敢于说“不”字,因此戴高乐主义才会有声有色,有花有果。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它虽然也主张维护和追求法兰西民族利益,但是在“正义”、“平等”的口号下,其目的和手段难免羞羞答答,这就决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是走了样的。其次,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实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世界形势大变,法国失去了周旋于美苏之间的特殊作用。密特朗面对新形势没有拿出新的举措,随即又面临换届选举,这就注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是平平淡淡的戴高乐主义。

至于希拉克,在青年时代他就是戴高乐主义的热情崇拜者。他是继蓬皮杜之后,作为戴高乐主义的继承人、法国新戴高乐派的领袖一直活跃在法国政坛上。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2002年连任。希拉克在首任总统的前两年,在波黑、非洲和中东,在北约、核试验、欧亚会议、加利连任和美国“治外法权”等问题上,有着一连串的不俗表现,使其像戴高乐时期一样,把法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前沿。法国舆论认为,“法国重新听到了它在国际舞台上消失的声音”,希拉克在期望“重新获得他崇拜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享有的地位”。但好景不长,随后的五年中,希拉克被迫与左派政府“共处”。在左派的制约下,希拉克无法全力推行和实现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想。直到2002年5月,在击败极右翼领袖勒庞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在美国准备竭力推翻萨达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严峻局势下,希拉克才找到全力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机会。当围绕伊拉克问题法美之间的矛盾白热化时,2003年3月10日,希拉克公开宣布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强烈反对态度,使戴高乐主义再次活现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由此,希拉克也倍受法国舆论赞赏,被称为“法兰西的和平斗士”。无疑,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的这一次表现,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另一种声音,它对一心奉行单边主义,试图在21世纪构建一个唯我独尊“新帝国”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一种钳制。

但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能重振法兰西吗?毕竟世事已非。不管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还是别的戴高乐主义,任何形式的戴高乐主义都已风光不再。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已失去往日的特殊光彩,世人和国人都已默许它的平淡。人们看到的是现实中的法国,它不能再去追逐那些与它自身力量不相称的业绩。

谁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

萨特陷入了苦闷之中,他那个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早在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直到此时,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定,并取名为《忧郁》。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萨特悲痛万分,忍不住潸(shān)然泪下——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情。

然而1937年的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是伽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忐忑不安:心神不定。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六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不过,”他顿了一下,“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他开始赞扬起《忧郁》来,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马上就会通过比较来找我的作品的茬(chá)儿了吧。”他暗暗猜想。

“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说出了一个萨特似曾相识的名字,但此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摇了摇头,波朗的兴致越来越高:“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切开始明朗了。原来,萨特和波朗之间有些误会。波朗并不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爱不释手:喜爱得舍不得放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这位出版家惟(wéi)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绝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zhuó)再三,建议改为《恶心》,萨特接受了。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

《恶心》的成功是势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时的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第一次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呜板。

同一时期,《新法兰西杂志》还发表了萨特的短篇小说《墙》,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墙》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墙》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

1938年春是一个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重写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说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成了一名批评家。

1940年5月10日,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触即溃(kuì)”。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与成千上万溃(kuì)退的法军一起当了囚犯。

萨特最初被关在巴卡拉,两个月后被迁至西德特里尔集中营,随后开始了将近9个月的战俘生涯。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这个一直养尊处优,一直无法忍受纪律和强制的人能忍受得了成为一名俘虏吗?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不像波伏娃所担心的那样,是为了宽慰她而编造谎言,他甚至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áo),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好久都没有过的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乏味,因为“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萨特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tuǒ)协和让步的高尚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è)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而集中营生活中无时不体现出的简单的纯朴则让他回味无穷。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口若悬河:形容能言善辨,说话滔滔不绝。,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

尽管对这段监狱生活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在监狱中等于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社会他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关于未来的设计实在是太丰富、太急迫了。萨特和狱友们在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机会。不久,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xī)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周折,萨特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è)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法国的首府,却作了太多的妥协,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像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为什么都在黑市上买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连波伏娃都签了?萨特不由得皱起眉头:他没有想到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萨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他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兵役和战俘生活使萨特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用萨特自己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便是:“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

萨特回到巴黎后变多了,那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变化,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的波伏娃都感到他有些陌生了。他的表情常常是严峻的,有时甚至是僵(jiānɡ)硬的。他满口集中营的语言,动不动就对人进行道德说教。然而让朋友们惊诧(chà)不已的还不止于此:萨特说,他回巴黎不是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而是为了采取实际行动。在德国势力如此嚣张嚣张:(恶势力、邪气)上涨;放肆。的巴黎,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波伏娃既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萨特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彼此闭塞,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闭塞的局面,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

事不宜迟,萨特立即着手与政界发生联系。他找到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坚定的反德分子。此外,高师时的同学梅隆·庞蒂也被他联络上了,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抵抗组织,萨特和小组成员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的成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斗争中。他们常常在旅馆里或某一位成员的家里碰头。萨特忙于撰(zhuàn)写一些煽(shān)动性的文章,然后在小组创办的地下小报上刊登出来,其他人则马上把这些简报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

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萨特认识到哲学是什么时,哲学就成为他心目中对于作家的根本要求。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哲学思考,这不仅因为他认为文学必须有哲学为其服务;也因为其本身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于是,《存在与虚无》——萨特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出版了。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对自己从1933年起所从事的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柏林留学期间,他就有了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打算。从1939年他服兵役的时候起,他就计划了写这样一本哲学专著。他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把自己的哲学思考、读书感想涂满了好几个笔记本,从而大致勾画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轮廓(kuò)。每当波伏娃去营地探望他时,他总要阐述阐述:论述。一下那一段时间思考结果的要点。后来,这些笔记本都遗失了。不过这对于萨特而言并无大碍,一切都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在被俘期间,他继续这种思考。1941~1942年是《存在与虚无》的成书阶段,由于已经思考成熟,萨特写起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因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本巨著,同一时期还写作了剧本《苍蝇》和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二部。

《存在与虚无》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它标志着萨特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的形成。从此,他作为一个研究人的存在的成熟的哲学家的面目而出现,开始受到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从英国实证主义者罗素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关注、研究和评论。存在主义从此成为一个可与其他哲学理论相提并论的哲学流派,并对20世纪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的邀请,萨特和波伏娃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他俩走街串巷,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háo)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付主编,在那儿,荷枪实弹的抵抗运动成员守卫着大门。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志同道合者而备受鼓舞。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1945年迎来了和平的第一个春天。战后的法国经济萧(xiāo)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如何能赋(fù)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纳》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qú)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创办一种杂志!这种想法一旦在萨特的头脑中生发出来,便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实践:实行(自己的主张);履行(自己的诺言……

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彼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满怀深情地取下的。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在创刊词中,萨特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做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

《现代》的创刊、轰动一时的关于“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以及周期上演的波伏娃的戏剧《吃闲饭的嘴》和《他人的血》的出版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义思潮的时髦时髦(máo):形容人的装饰衣着或其他事物入时。之风。

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弗洛”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的红火。

不过,这场存在主义攻势中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啼笑皆非: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形容既令人难受又令人发笑。的现象。虽然人人都在对存在主义高谈阔论,但大多数人始终不理解“存在主义”一词,对“存在主义”理论几乎一窍不通一窃不通:比喻一点儿也不……初,人们毫无理由地把披着长头发的男女青年视为存在主义,后来越来越多赶时髦的人来掺和存在主义,一切都成为存在主义的了:有存在主义罪行、存在主义服饰、存在主义酒吧、存在主义歌曲……最热衷“存在主义”的还是青年人。小伙子们一律剃成小平头,还从圣多昂门旧货市场的旧衣店找来大量衣服,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方格衬衫、小裤脚的长裤、横格短袖衫、篮球鞋组成的新潮服装涌现在巴黎街头;姑娘们则更喜欢黑色对折裙、黑色紧身毛衣、留长长的直发……这是她们模仿“存在主义歌唱家”朱丽叶·格雷科推出的款式。1947年秋,存在主义登峰造极、盛极一时。人们议论着存在主义绘画、存在主义政治、存在主义经济,连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的食品如猪肉、腌莱、酸菜、干酪也成了存在主义名菜。人们已经完全将一种他们并不太理解的哲学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混淆(xiáo)起来了。

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huǎnɡ)子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一些“奇谈怪举”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惟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1975年,70岁的萨特破产了,他最后的积蓄都已被他领导创办的《解放》报耗(hào)尽。

70岁这年,萨特不仅要第一次开始担心如何才能保证收支平衡,也不得不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健康“已经被消耗完了”的事实。青年和中年时的萨特身体通常很健壮,很少有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的时候。如果万一病倒了,他会掩盖或否认他的症(zhènɡ)状,以致医生很难给他作出诊断。从对年代初起,也就是萨特65岁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方面是衰老所带来的生理机能,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工作狂”长期以来“同钟点对着干”,以健康换取时间的结果。

萨特一生都有一种紧促(cù)感,因此他从来不会放松自己,甚至看到别人的放松,如打哈欠、伸懒腰他也心里不舒服。工作时他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来不坐那种有扶手的安乐椅。他总是事先详细地制定工作计划,然后一丝不苟一丝不苟(ɡǒu):形容办事认真,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地逐个实施它们。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大量地服用兴奋剂,使自己保持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兴奋剂还能消除抑制,使他能克服各种原因的胆怯心理,直接面对他想要表达的主题,走上通向“真实”的心理之路。萨特在创作生活的后半段尤其是在玩命,他写作时的那种气势、那种速度,让旁观者觉得仿佛在看一场运动会的绝技表演。每当萨特发现自己头脑空空,不能自发地写作时,他就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甚至羞耻,觉得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只有当病情严重到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时,他才肯给自己一个休息和放松的机会。萨特这种无视健康的做法终于使他在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

疾病对萨特的打击是沉重的:动脉炎、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等数病齐发,导致萨特出现中风、昏睡、健忘、思维紊乱、产生幻觉等种种症状。

与病魔的抗争是萨特晚年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一次次病情的发作使萨特陷入沮(jǔ)丧之中,而死亡的阴影也一点点地袭上他的心头。一天晚上,萨特又处于轻度中风的状态,他呆呆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能干,烟老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替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落了,整个晚上,这个过程一再地重复着。这时,唱机里响起了《安魂曲》。“这对我倒真合适。”舌疾急性发作使萨特一晚上一言不发,但这句话他却嗫嚅了好几遍,令听者不寒而栗。

1980年3月20日,因肺气肿和尿毒症急剧恶化,萨特住进了医院。尽管这不是致命之症,但由于衰弱的萨特经受不了所必须的手术,他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边缘。对此,朋友们和医生都对萨特守口如瓶守口如瓶:形容说话慎重或严守秘……

萨特似乎感觉到了大限已到,但除了为他的葬礼的花销而担忧以外,他并不惊慌,平静地接受了自己不久就将永远地离开人世的事实。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不时会谈到死亡,但从未露出恐惧之色。住院期间的萨特经常昏睡过去,但每当神志清楚时,他的安宁、紧张,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爱,无不令旁人动容。“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他总是这样满意地说。

4月15日,萨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4天后,蒙巴那斯区出现了自上一世纪的伟人雨果逝世以来从未有过的感人、盛大的送葬场面。送葬的人从2万增加到5万,人们在灵柩旁自发地手拉着手,筑起一道道人墙,灵车后,密密麻麻、看不到头的队伍井然有序井然有序:形容整齐的样子。而又感情激动。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电台,报纸都在报道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与场景,各界知名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心情。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向萨特的遗体告别,他说,萨特之死“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美国《华盛顿邮报》盛赞“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他的斗争“是明智的、坚韧的、勇敢的。”而许多曾经受到萨特生前激烈无情的批评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萨特的对手们都相继发表悼(dào)文,承认萨特伟大的哲学、文学贡献和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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